广州最近大分廉租房，双限房也很快要开始销售。看来，广州市政府的诚意和努力是不容置疑的了。当然，公众更感兴趣的是，这双限房究竟是如何分配？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毕竟，倘若能在双限房上分一杯羹，也可以早日摆脱因房价居高不下而带来的焦灼与困苦。

　　关于这个问题，日前，广州市国土局就明确，即将开售的限价房不会限制购买人群的收入水平，只要符合户籍、年龄和首次置业的条件即可，如果供不应求则采取摇珠分配的办法。

　　对于这样的分配条件，舆论普遍质疑，不限制销售对象的收入条件，这双限房的初衷又怎能得到落实呢？

　　事实上，从双限房一推出开始，舆论对它的质疑就从没间断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双限房的做法不符合市场基本规律，其自身且存在着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它既带有浓厚的全民福利主义色彩，却把解决办法寄予纯粹市场化的路径（即卖地、竞标），其模式比经济适用房更偏离市场规律。

　　由于市场自由主义的偏好以及对诺斯所提的“路径依赖”的担忧，对双限房的这种批评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一个政府介入太多的市场绝对不是健康的市场。但是，从目前来看，解决由于房价压力下可能造成的社会矛盾隐患远比建立起一个更为健康的房地产市场更为迫切和必要。更何况，综观世界各国，在住房问题上，市场自由主义和福利主义谁都没能完全占上风。

　　其实，对权力过多介入市场的担忧，更多是基于权力可能寻租导致腐败的忧虑。毕竟，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上，类似的事例比比皆是。换句话说，公众对于双限房如何分配之所以给予了额外的关注，除了与自身的切身利益相关之外，更多的是担心这一带有政府福利色彩的政策是否会再一次变成“权力盛宴”。

　　尽管广州市房管局副局长黄文波在面对媒体采访时信誓旦旦说双限房将能有效防止“富人”钻空子。可惜的是，黄副局长并没有更明确告诉公众，双限房将要如何防止权力钻空子？

　　在公众看来，“为确保将政府的优惠政策落实到有需求的市民身上，政府部门将对销售进行严格的监管”不过是句再熟悉不过的套话，面对着双限房这块“肥肉”，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公众又怎能放心那些掌握公权的官员会放过如此绝佳的寻租机会呢？

　　黄副局长在说如何防止“富人”钻空子的时候说通过对申请人年龄的限制和住宅上市条件的限制，有效抑制富裕人群的“被动性需求”——不知黄副局长是否想过如何抑制富人的“投资需求”？

　　而规定5年不准上市和出租，5年后上市要全额补缴土地出让金等——不准上市这一条政府要控制似乎容易一些。但是，5年内不准出租的规定，几乎是形同虚设，高校现在也有不少“周转房”，按照校方规定，这些周转房同样也不能出租。既然不能出租，给“亲戚”住当然不在禁止之列。从这个意义上，这条规定要么得不到落实，要么监管成本高企。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说什么“娃娃股东”、“政协主席未出生的孙子已占地千余平方米”，就是日前在深圳搞得“轰轰烈烈”的公务员“退房令”都已经足以说明公众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在这一方面，国人不仅不缺乏想像力，更不缺乏实际操作能力和操作空间。

　　并非是笔者以小人之心度公权部门的“君子”之腹，事实却是，在我们的制度安排中，我们从来就缺乏对掌握公权力的官员抱以“小人”之心。